访谈｜阿斯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王磊：进博会凸显“加码投资中国”的重要价值******
(第五届进博会)访谈｜阿斯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王磊：进博会凸显“加码投资中国”的重要价值
中新社上海11月5日电 题：访谈｜阿斯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王磊：进博会凸显“加码投资中国”的重要价值
作者 樊中华 汤彦俊
“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五年来，阿斯利康除上海中国总部外，还打造了多个区域总部，从‘头回客’变为‘回头客’，从‘展商’变为‘投资商’，进博会是以中国经济的良性发展，去造福全世界。”
回顾近五年来的“进博缘”，阿斯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国际业务及中国总裁王磊表示，进博会于阿斯利康而言，“已经演变为一个投资与创新的盛会，也是每年用来检验与中国各地政府和生态圈企业合作成果的盛会。”
阿斯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国际业务及中国总裁王磊 受访者供图王磊回忆，参展首届进博会时，“没想到中国政府支持力度如此之大，全世界的参与范围如此之广，进博会撬动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关注与合作，让我印象深刻”。
也正因此，从第二届进博会开始，“始终看好中国市场、坚持加码投资中国”成为阿斯利康参展进博会不变的“主旋律”。此后几年间，阿斯利康将上海研发平台升级为全球研发中国中心，成立人工智能(AI)创新中心，并接连在多地布局打造区域总部，最终形成“上海为中国总部，北京、杭州、成都、广州、无锡、青岛为六大区域总部”的全新在华布局。
此外，王磊透露，阿斯利康将在本届进博会上正式揭牌青岛生产基地，同时继续投资扩产现有无锡、泰州两大全球供应基地，进一步惠及全球及中国患者，提升中国在全球生物医药领域的地位，助力中国提升全球供应链韧性。
位于山东青岛的阿斯利康吸入气雾剂生产基地奠基 受访者供图“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各个地方的经济有着不同特色和优势资源，我们在不同区域进行投资布局，始终看好中国经济整体发展，也是对中国长期坚定承诺的具体举措。”王磊说，在全球疫情反复的情况下，阿斯利康持续在中国加码投资制造业，“也是看到中国在疫情常态化下的供应链保障能力”。
在王磊看来，进博会让中国与外资企业“双向开放”并不断增强互信。一方面，中国政府在全力支持外资企业在华自主创新。“去年，我们与国投创新合资成立的迪哲医药在科创板上市，目前已经有好几个在临床阶段的新药在世界和中国同步注册。我们不仅把国外的新药带进中国，而且要把中国的新药带给全世界。”
另一方面，“进博会促进了我们与各地政府的密切合作，以‘全生态’推动中国生物医药企业发展。”王磊介绍，当前阿斯利康在华各个区域总部的“标配”包括与当地专家和产业合作打造全病程管理创新方案的中国智慧健康创新中心(CCiC)，与当地政府合作进行产业孵化的国际生命科学创新园(iCampus)，以及进行创新投资的阿斯利康中金医疗产业基金。
截至2021年底，创新中心及合作伙伴共同支持学会打造的多项全病程管理创新方案，在全国数千家医院实现落地，部分方案更是已走出国门，惠及全球患者；同时，创新园已有60多家海内外企业入驻；产业基金目前管理资金超过30亿元人民币，成功投资十余家创新企业。
“我们坚持通过投资来推动更多中国创新的落地。”王磊说，未来，阿斯利康一是要深化各地区域总部，支持区域经济发展；二是要加大制造业的投资，归拢全世界产能；三是加快资本与产业对接，打造创新生态，让“中国创新”造福全球患者。
“五年来，我们深刻感受到了进博会强大的‘溢出效应’，我认为进博会是中国的一个创举，它在平台能效、生态打造、合作机会等方面，可能超过任何我参与的其他展会。”王磊透露，阿斯利康已报名参加第六届进博会，“我永远对下一届进博会期待最大”。(完)
古代王朝更迭时，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 提及中国古代货币，人们脑海里不禁浮现出经典的“圆形方孔铜钱”模样。若是定睛一看，环绕着方形孔洞赫然有四个大字——“开元通宝”，再配上铜币上的点点斑驳，来自一千三百余年前的古朴与厚重感扑面而来，仿佛唐代物产琳琅满目、商客络绎不绝的景象都由这一枚小小的钱币所见证。 然而，开元通宝只能在唐朝使用吗？ 今人的印象里，货币只是一个时代的符号，随着政权的更迭，这个王朝创造的货币也便逐渐埋入深窖，或是进入古玩收藏家的柜阁，不复流通。就好比在当下，谁也不会在市场上掏出一枚民国银元去买东西。 事实上，这枚唐钱也有可能流通于明代市场。晚明人姜绍书在笔记中写道：“余幼时见开元钱与万历钱参用，轮廓圆整，书写端庄，间发青绿砾斑，古雅可玩，背有指甲痕，相传为杨妃以爪拂蜡模，形如新月。”（《韵石斋笔谈》）依照此人的描述，开元钱居然能在明朝正常使用。 这样看来，古代货币的生命力似乎比创造它的政权顽强许多。那么同理，鼎鼎有名的汉五铢会不会也曾畅行于唐人的生活之中？那些印有年号的“通宝”在改元换代之后命运又如何？古代朝代更迭时，前朝的货币都去哪儿了？ 五铢钱，凭实力流通七百余年 中国古代的货币，长期是一种“金钱本位”，即较大数额的交易使用黄金，较小数额则使用铜钱。因此，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铜钱往往更多地用作流通手段，也无疑更为重要。 以铜铸造钱币，在春秋战国时期才广泛流行起来。这一时期，列国形形色色的铜铸币，被学者归纳为四个体系，即布币、刀币、圜钱（也称环钱）和蚁鼻钱。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他废除了六国那些奇形怪状的货币，秦国圆形方孔的“半两钱”成为全国通用标准。币制的统一，既是政治军事统一的结果，也是经济文化交往融合的诉求。 其实，秦国的货币也吸收了六国货币的一些特征，铢、两成为货币单位，圆形方孔成为货币的基本形制，并非始于秦始皇，是整个战国社会发展的结果。当秦半两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标准，更多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非新的开始。 秦二世而亡，西汉虽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秦制，“半两”之实已然不复：中国古代铜钱的名称，一开始是以重量命名，譬如秦的“半两”、汉的“五铢”。后来，这种名称渐渐和重量分离。秦半两原重半两，吕后二年（前186）就减为八铢，文帝五年（前175）减为四铢。按照“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汉书·律历志》）的标准来换算，这“半两”铜钱足足缩水了三分之二，掂量着手中铜币的重量，自然很难再将之与“半两”之名对应起来了。
西汉八铢半两钱。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而且，由于“秦钱重难用”，汉初允许民间私铸铜钱，那些坐拥铜矿的宠臣、诸侯也凭此机会一夜暴富。（《史记·平准书》） 譬如，文帝时期有个管船的小吏名叫邓通，和文帝关系很好，甚至在文帝病时，为他吸吮痈包。当邓通被人断言“当贫饿死”，文帝看不下去了，寻思自己怎么可能让邓通贫困致死呢？便大手一挥，将蜀郡严道的铜山赐给了他。邓通籍此私铸铜钱，“邓通钱”遍布全国，而他的财产也因此超越王侯。（《史记·佞幸列传》）后来七国之乱的头子吴国，也是“即山铸钱”狠狠地发了一笔。 这种民间铸币滥行，使得市场上的货币轻重不一，物价膨胀，诈伪肆意，管理十分困难： 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汉书·食货志》） 对于统一的汉王朝来说，既有的货币制度显然已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元鼎四年（前113），桑弘羊提出币制改革，为汉武帝所采纳。禁止郡国和民间铸钱，各地私铸的钱币需销毁，由朝廷授权上林三官铸造新的钱币——“五铢钱”。在此次之后，五铢钱得到大规模使用，一直到唐代以后才退出流通的舞台。
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大量五铢钱，多达300余万枚、重达10余吨。来源/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 尽管这漫长的七百余年中，五铢钱曾遭受过新莽“禁五铢、行新钱”的挑战，却依然保持着独一无二的地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铸五铢的例子也很多，而历朝铸造的五铢钱，在市场上也有混用的情况。蜀汉政权曾经发行过“直百五铢”，这种五铢的重量不过是蜀五铢的三倍，作价则是百倍，这就使得蜀汉政权能够以等量的铜换取以往三、四十倍的物资和铸币，果然，数月之间，蜀汉府库迅速充盈起来，为诸葛亮北伐等一系列对外作战奠定了财政基础。当然，这种抬高货币的价值而掠夺民财的做法，长此以往造就的经济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萧梁时期，梁武帝铸梁五铢，又铸造没有外郭的另一种钱币，称为“女钱”，并且多次颁布诏书，要求全国只能适用这两种新铸造的钱。然而，效果并不理想，民间流通依然以旧钱为主，“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当时市场上流通的钱币，有“直百五铢、五铢、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稚钱、五铢对文”等，有不少都是前朝铸造的五铢钱种类。（《隋书·食货志》）此外，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以年号命名的五铢，如“太和五铢”“永安五铢”等等。
不同时期、不同版式的五铢钱，自左上至右下分别为：西汉五铢、鸡目五铢、剪边五铢蜒环五铢、东汉五铢（背四出）、蜀汉直百五铢、北魏永安五铢、北齐常平五铢、南朝梁五铢(公式女钱)、隋五铢。来源/罗文华《中国钱币的故事》 富翁彩票地图 |
